強化我國生物安全立法保障

強化我國生物安全立法保障

时间:2020-03-24 04:12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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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將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也為新形勢下在生物安全領域提出中國方案指明了前進方向。

生物安全是一個需要被納入更寬視野和更高層面考量的重大戰略問題。當前,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形勢較為復雜。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法規都從不同側面維護著國家生物安全﹔但從中長期發展來看,我國生物安全面臨的壓力不斷加大,需要直面外來物種威脅、野生動物保護乏力、新發突發傳染病增多以及基因編輯技術風險突出等問題,基礎性、系統性、綜合性、統領性的生物安全法缺失,制度應對和保障機制建設有待加強,生物安全能力建設還有較大不足。我國已加入並承諾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國際公約,在國內生物安全防護急需強化制度保障的背景下,加強生物安全立法不僅是我國履行國際義務、樹立“有約必守”良好國際形象的必然選擇,也是提高我國生物安全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

從根本上來說,生物安全立法需要解答的一個重大法理性問題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以及人與其他生物關系的問題,而該問題的本質是人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歷史上,除了天災之外,很多重大的生物安全問題都源於人類過度自我中心主義帶來的對自然的破壞和對其他生命的蔑視。生物安全立法表面上是人類自身的安全需求,實質上則是協調人與其他生物關系以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需求。以此為基點,生物安全立法的實質是以法律這樣一種規則理性和制度文明來保障整個生物圈,構建人與其他生物和諧相處、互促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強化生物安全立法保障也是促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生物安全立法顯然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加快生物安全立法步伐,立足風險防范理念進行制度建設,確保防范系統風險。生物安全關涉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關涉生態平衡與生態文明,也關涉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高度戒備、全面防范、認真應對。生物安全問題的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其制度應對不應建立在生物安全問題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基點上,而須建立風險防范理念,善於運用反向思維,推進生物安全立法。具體而言,基於更有力確保生物安全的需要,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在立法上預設相應的防范制度,力求以不變應萬變﹔待科學獲得進一步發展,及時根據風險挑戰與社會有效控制能力的變化作出調整,而不能一開始就不設置任何制度防范。為此,應當立足於風險防范理念全面審視正在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在確保做到對生物安全風險全方位、全過程防范的基礎上,加快推動其出台,通過該法整體統領和全面構建我國生物安全法律法規制度,將生物安全納入立法保障視野之中,確保人民健康、國家長治久安。

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生物安全關涉野生動物保護、檢疫防疫、外來物種應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生物技術研發規制、生物恐怖襲擊防御等諸多問題,關涉海關、衛生、自然資源、科技、軍事、化工、宣傳等眾多部門,需要相互支持、協同合作、全面配合。生物安全立法必須堅持系統性思維,形成綜合應對思路,系統規劃和全面構建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既需要基礎性、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發揮統領作用,也需要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安全管理條例、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條例、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等配套法規的制定,還需要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當然也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刑法等在內的其他法律的支持與配合。為此,應在系統性思維的引領下,在加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的基礎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推進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一攬子制定和修改完善,使我國生物安全法律法規真正形成一個能夠全面防控生物安全風險的制度體系,發揮制度合力,並充分轉化其制度效能。

(作者:劉長秋,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吳兆飛、萬鵬) 最新評論 熱門評論